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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一面泪如雨下，到后来竟至歌不成声。长安城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唱哀歌的人。看热闹的观众，开始时觉得惊奇，到后来也恻然心伤，一个个默默无语。只听得仪仗过去，沙沙的脚步声和哽咽凄凉、如鹤唳猿啼般的清越的歌声，加上灰蒙蒙的天色和如烟似雾的细雨，气氛沉重到了极点。

    而凶肆老板却是兴奋极了。当时长安的凶肆，一共两家，东市、西市各一，在业务上互相竞争得厉害。因为郑生的哀歌，使得两家凶肆有了可以比赛的内容，于是就约定在天门街上唱哀歌一比高低，输者罚款五万。据《李娃传》的描写，比赛的场面真是盛况空前，“士女大和会，聚至数万……四方之士，尽趋赴焉，巷无居人。”最后当然是没有郑生加盟的西市凶肆老板乖乖地交出赌金，溜走了事。

    李曜今番前来，自然不仅仅是为了王博士的死，王博士之死固然是一件大事，李曜很用心地打算亲自来安排，另外他也是为了自家牺牲的十二名家仆脚夫，这些人虽然只是仆役，但既然是为了帮助李元审“平叛”而死，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厚葬。

    李曜亲自前来，一方面是为了显示郑重，一方面也是为自己扩充眼界。要在唐末这个时代混，如果不弄清各自礼节，稍不留神就可能得罪人，那可不是他这个曾经的供销处长的风格。

    据《新唐书》杜佑、李吉甫、白敏中、韦挺等传，以及《通典》、《唐语林》等书的描写，唐朝的葬仪特别讲究排场，甚至讲究得“吊者大悦”。寻常人家死了父母，先不服丧，等一切场面准备好方始发讣；到了下葬的日子，亲戚朋友都来执绋死者入土为安，活人痛饮一场，名为“出孝”。

    而王公贵族人家办丧事，那又大不相同。出殡时，几里路长的仪仗执事、明器、假人假马；朱丝彩绣的灵车，各色各样的丧乐，还有专门唱给观众听的哀歌，凡所应有，无所不备。此外，亲友进行的路祭，可能比丧家的仪仗更能吸引观众。丈把高的纸糊的房子，内中安置着用面粉捏成，栩栩如生的假人、假花；数十尺高的祭帐以外，还有雕金饰画的大祭盘，盘中刻木为戏。

    在葬礼这件事上，最有名的一次是范阳节度使送太原节度使辛云京下葬的祭盘，戏文是《尉迟恭突厥斗将》、《汉高祖鸿门大宴》，机关cao作，人物都能活动；披麻戴孝的辛家子弟，都止住了哭声，拉开白布孝帏，看得出了神。看完，辛云京的大儿子说：“祭盘好得很！赏马两匹。”

    正因为唐朝的大出丧是如此地奢靡华丽，所以“祭器”、“哀歌”亦可展览比赛，招引游客。这种社会风气骤看起来好象荒唐滑稽，不近人情；但如深入地去了解唐朝中叶人民富庶的情形，就会有这样一个了解：富裕悠闲的生活，养成了人民异常开朗乐观的性格，以致于丧葬凶礼、哀乐哀歌，亦可转化为一种娱乐。这也是盛唐社会的一个特征。

    只是如今时近晚唐，虽然朝廷和官员们还是不断地粉饰太平，可太平这玩意儿毕竟不是真的靠粉饰就能得来。就说这葬礼、出殡等套路仪式，现下就早已不是那么夸张了。

    只是再怎么不夸张，王弘毕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他的葬礼虽然要等到护送棺椁到太原才能办理，但由于人已经死去，即便出门在外，一切从简，但棺椁总要立即办妥，是以李曜此来主要也是购买棺椁。

    凶肆不比其他店铺，门外并无巾旗招展，写着某某店铺名字，而是白幡两条垂下，此乃唯一装饰或者说名示。余外并无“某记凶肆”这一类招牌——是人都不希望自己姓氏后面带个不吉利的“凶肆”二字不是？

    李曜经过打听，最后所到的这家凶肆，也没有招牌，但店面阔气，白幡也比寻常凶肆的大上几分，一看就是凶肆中的“品牌店”。等问明了店家棺椁的价格，李曜才知道“名牌凶肆”宰客果然不是说着玩儿的。

    李曜当然从未买过棺材，更没在唐朝的凶肆买过棺材，所以一进门便是跟着卢三，自己一言不发，看卢三怎么谈。他发现凶肆的馆主从头到尾不问什么“几位要买棺材吗？”之类的话，而是等着卢三说“出行老人，欲购老房一套，未知馆主可有成货”等开场白之后，才开始答话。卢三口中的老房，便是棺材的一种隐称。

    李曜琢磨，这大概也是一种图吉利的做法，否则一个大活人走进来你就问他要不要棺材，未免太不吉祥了点。

    谈了一会儿，那馆主已然发现李曜才是真正主事之人，便问李曜：“未知郎君所需老房，需要何种木料？敝馆有常见的梓木棺、楠木棺，也有柏木棺、紫楠木棺……”

    李曜忽然想起后世看见出土的保存较好的棺材似乎已石制最多，便问：“可有石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