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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人家谢安的态度已经表明啦，你让我不再清谈？对不起，我不乐意。王羲之瞧着他，是一点辙也没有，谢安不是个喜欢扯皮的人，这他知道，谢安要不想改，再说什么都没用。王羲之是除了闭嘴以外，别无选择。

    这件事儿大概是发生在谢安42岁到50岁之间，那时候，他的官还没做大，王羲之也还在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件事儿呢？

    应该说，谢安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就会尽可能地追求自己心灵的自由和满足，甚至不惜以物质条件来换取。在他看来，清谈玄理，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心灵享受，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这与你们外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改？

    谢安可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也不想名垂青史。所以，不少史学家和朋友说他是晋室的“忠”臣，就总让人觉得有点儿偏差。也许从他做的事儿来看，倒是个忠臣的路数儿，但是，他可不是为了“尽忠”才这么做的。这说不上是抬高了他，还是贬低了他，因为这不是他的思路。其实他的思路也很简单，那就是顺应大局。而这个大局，其实就是自然。在他眼里，山水是自然，庙堂同样是自然。所以，虽然他不得已出山，不得已当官儿，不得已扛东晋的天下，但他总能够调节自己去顺应，能够一生“风宇条畅”，并把一切都做到无懈可击。山水和官场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和外界的关系理顺了，不让任何事情处在斗争当中，所以外面的事情可以做好，而自己也能快乐。这对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来说，何其难也！！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出处同归。

    有这样一件事，谢安去世之后，有一回，桓玄问谢道韫：“当年谢太傅高卧东山，没有想作官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出山了呢？”谢道韫想了想，庄重回答说：“对亡叔来说，出山和不出山，又有什么差别呢？”……道韫的确是她叔叔的知音啊。

    当搞懂了谢安的思路之后，对他这个“清谈”，还有后面要说的“奢华”，也就能够理解了，也就不会去指责他。但是，我们不从他这个角度去看，而是从对国家的影响来评价的话，却又不能认同，反倒觉得王羲之被气得怪可怜。关于太傅这个“清谈”的事儿，其实，王安石的这首诗还是比较客观的：

    谢公功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第三：关于“清谈”

    这里，多少该为“清谈”正正名。一说起“清谈”，大家立刻就会想到“清谈误国”，几乎都快变成一个成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说，“清谈误国”这个词儿，其实它跟“红颜祸水”的意思差不多。我们把后面两个字挡起来看，那么“红颜”是个好东西吗？是的。它跟“祸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清谈”也是这样。是因为当年西晋的大清谈家兼宰相王衍同志，因为“清谈”误了国，所以这个词儿才流传了下来。

    那么就来瞧瞧，这“清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首先，“清谈”到底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玄”，具体说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还有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它是非常好的哲学思考和讨论，老庄思想到了那个时代才和人们的生活结合得这么近。正是因为有了“清谈”，有了玄学，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才会绽放得如此绚烂。实际上，“清谈”这个活动，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甚至艺术价值的。

    其次，“清谈”有它一定的规则，可不是几个人在那儿胡侃。而且清谈的名士们，都非常看重为人的品质，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做“君子”，做光明磊落的人（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另说，但大家都有这个愿望）。这对我们现在这个几乎越“小人”越能得利的社会来说，是完全不能想像的。有时，“清谈”起来，他们可能会争得很厉害，但又都很虚心，一旦发现对方有理，就会很坦率地认输。另外，“清谈”是很讲究引征和辩驳的，引征事例都是有理有据，他们都不会轻率地去褒贬人物和事物。

    那么“清谈”到底误不误国呢？应该说，不误。

    如果你把国家的事儿料理好了，然后探讨人生哲学，是很好的事啊，应该举双手赞成才对。

    但是，如果你把该为国家做事儿的时间，都用来探讨人生哲理了，那就是“误”了。的确，在那个时代，是有一批这样的官员，他们喜欢当“清官”，这个“清官”可不是指的清廉，而是指啥事儿也没有，能天天混日子的那种。他们把这叫“清贵”，反而那些辛辛苦苦为国家做事儿的，他们却看不起，倒把人家称为“浊官”。不过有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儿。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