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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

    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打包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籍上市引起了列强的sao动。此后，法国、美国、日本、当时的沙俄等国家均派人前来莫高窟“考察”，借机掳走大批精美古籍。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五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这是我结合了多部资料总结出来的。诚然，王圆箓并非贪财之人，他只是身处世外的出家人，只是一心为了修葺庙宇，让莫高窟香火再续，只不过阴差阳错地导致了国宝外流。我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而后拿给大家看。

    三光看过后交给他人，回首问我：“付老的话你还记得吗？”“嗯，经书可能不在敦煌。”我点了一支烟。

    刚子说：“难道咱们真的要去新疆？”我站起来，不住地吸着烟。时间已经渐渐流逝，大家都静静地等着我拿主意，我吐出最后一口烟说：“三光、崔力升，咱们去一趟曹教授住的酒店，你们其他人暂时先等我的消息吧。”说完，我们三个就出了宾馆。

    崔力升问道：“你们上次不是去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去？”三光见我健步如飞却不说话，就说出了我心中的所想：“佳亮现在没有主意，一步错就步步错。为了谨慎起见，只好先去看看曹教授那边有什么动静了。”崔力升明白了，点了点头。

    第七章 险象迭生

    本来偷听到了曹教授的私密电话，不想却在回来的路上遭遇了袭击。为了分散对方，我们几人不得不分开跑，各听天命了。一场激斗过后，我救下了陈澍。对方感激我的救命之恩，并没有继续纠缠。在深夜宾馆外的台阶上，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吻定情，和童萱萱走到了一起。我们准备好了行动所需要的一切，然后在沙漠专家张印的指导下深入大漠深处。本来相安无事，可是在深夜却听到了萱萱的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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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那家酒店，得知曹教授一行人还没有回来，我们只好在酒店门口等。三光见我愁容满布，问我在想什么。

    我说道：“一开始，是我遭遇车祸，而后孙源龙冒充，紧接着我遇袭，后来就是火车上地图被盗，现在呢，曹教授又受人威胁。我怀疑是不是一拨人干的。”崔力升直咋舌：“要真是一拨人的话，这伙人实力得多强啊！三番两次和咱们作对，可现在咱们连他们的影子都找不见！”“要不是一伙人的话更麻烦，薛总当初说，很多人觊觎这批国宝。如果不是一伙人的话，那只能说明咱们的对手全都是穷凶极恶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关键是我们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除了倍加小心，没有更好的办法。”三光说道。

    十月底的夜里，已经有很重的凉意了。我叼上了一支烟，给了三光一支，然后搓了搓手，将两只手掌拢在嘴边呵了一口气，嘟囔着：“有点儿冷了。”三光打着打火机伸过来，我凑过去点着香烟，“吧嗒吧嗒”地吸了两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三光也感觉到了寒意，说了一句：“看来咱们要是真的去新疆一趟，得想办法带点御寒的衣服了，沙漠的天气昼夜温差大，尤其是这个时候。”崔力升的性格一向是大大咧咧，不以为意地说：“无所谓，就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