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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只做了两年，很快就被重新调回江南，任江苏巡抚。江苏虽然也是两江的管辖范围，但按照清朝制度，总督和巡抚同为省级封疆大吏，均直接向皇帝负责，二者之间不相统属。之前，张伯行早就与噶礼不和，康熙皇帝心知肚明，却有意将这个号称“天下第一清官”的人重新放回江南，显然有制衡约束噶礼的意思。尽管前一阵张伯行因被噶礼挤压，不得不以身体多病为由提出了辞官，但皇帝不是照样没准吗？这便是皇帝有心整饬江南的明证。

    左必蕃脑袋灵活，心思缜密，转念间便想通了前后的因果，眼见赵晋正与噶礼眉开眼笑地交谈，便找了个理由溜了出去。这一溜，日后保住了他一条命。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噶礼离开贡院后，赵晋再次找到左必蕃，做了多番暗示，左必蕃均佯作不解。说到最后，口干舌燥的赵晋终于明白了，对方是不想参与，心里骂了一句“胆小鬼”，便自行出去了。之后，尽管不断有各种买卖关节的风言风语传到左必蕃耳边，但他始终装作不知道。

    终于到了八月乡试时间。本场三场乡试的题目，头场为四书题：“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次题为“博厚所以载物也”三句；三题为“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一节。

    表面看起来，一切都很平静。直到九月初九发榜，解元为刘捷，中举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扬州有钱盐商及权势人物的子弟。尤其是同考官句容知县王曰俞举荐的吴泌，同考官山阳知县方名所举荐的程光奎，二人均是有名的文理不通之徒，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苏州一千多生员在南京玄妙观集会，推举廪生丁尔戬为首，将五路财神像抬入府学，供在明伦堂孔子像旁边，表示这次乡试是“惟财是举”。还有人用纸糊住贡院匾额，改“贡院”二字为“卖完”。贡院的大门上也被人贴上一副对联：“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主考官左必蕃对舞弊行为视而不见；而赵晋则胆大妄为，收受贿赂。又有人作打油诗讽刺说：“能行五者（金子、银子、珠子、绸缎、古玩）是门生，贿赂功名在此行。但愿宦囊夸博厚，不须贡院诵高明。登山有竹书贪迹，观海无波洗恶名。一榜难为言皂白，圣门学者尽遭坑。”其中暗合乡试的题目。

    不过，尽管时论对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冷嘲热讽个不停，但二人毕竟是外来的和尚，人生地不熟，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其背后另有主谋。既然乡试的受惠者最多的是盐商子弟，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与盐务有关的官员身上。

    在清朝，制盐业是重要的官方工业，盐价和盐税收入是与田赋收入同等重要的官府财源。当时直接负责两淮盐务的是苏州织造李煦和江宁织造曹寅（李煦妹夫，曹雪芹祖父），二人隔年轮管，管辖范围涉及盐场、运输、税课、稽查等。另外两江总督噶礼也于盐务上有重大责任：一是缉拿盐商走私；二是官督商销，即招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盐商向官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一种凭证，准许持有人向官方产盐机构认领盐，属于官方垄断性资源），在指定地点买盐及销售。

    曹寅到江南任织造已经有二十年。其母当过康熙皇帝的乳母，他本人也当过御前侍卫，深得康熙皇帝信任。康熙皇帝前后四次南巡，均住在曹寅家里，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自他和李煦接手盐务的肥差后，旁人均不敢问津，但自噶礼上任两江总督后，情况便有所不同。噶礼一到任，就向康熙皇帝参劾说：曹寅和李煦亏欠两淮盐课银三百万两，请求皇帝公开查处。噶礼表面是树立清廉形象，其实是想染指肥得流油的盐务。殊不知康熙皇帝素来将曹寅当做家人，当然没有理睬噶礼的上奏，但也暗地派人告诫曹寅和李煦，必须要设法补上亏空。自此，曹寅和李煦大为收敛，反倒是噶礼开始插手盐务。

    以曹寅和李煦的身份位置，不方便也没有这个能力插手科举，那么乡试通弊中嫌疑最大的当属两江总督噶礼了。一时间，满城风雨，谣言不断。生员抬着五路财神像游街时，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蜂拥而出观看，景象蔚为大观。

    两江总督噶礼见到这般情形，当即火冒三丈，派兵将丁尔戬等十多名为首的士子拘捕，准备按诬告问罪。士子们更加群情汹汹，普通百姓也被激怒了，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一直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江苏巡抚张伯行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第一个向康熙皇帝上疏，这便是本篇开头所提到的一幕。

    只见张伯行在奏疏中写道：“今年江南文闱，榜发之后，议论纷纷。九月二十四日，有数百人抬拥财神，直入学宫，口称科场不公，臣未敢隐匿，相应奏明。”奏疏中还对他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作了描述，比如副主考赵晋受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