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字 (第3/5页)

重于南人。（见第一节。）此习于南者之笑北也。《抱朴子·讥惑篇》云：“吴之善书，则有皇象、刘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绝手。如中州有钟元常、胡孔明、张芝、索靖，各一邦之妙。并有古体，俱足周事。废已习之法，学中国之书，尚可不须也，况于转易其声音，以效北语？此犹其小者耳，乃有遭丧而学中国哭者。”《隋书·五行志》，谓炀帝言习吴音，后竟终于江都，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观其恶变古之深，即知其笃土风之甚。然从同之势，卒不可免。故杨愔称叹裴让之，谓：“河东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无乡音。”李业兴家世农夫，虽学殖而旧音不改，则史家笑之矣。好同恶异，贵通贱塞，错乱之语言，实于此情势中渐趋一统也。

    今世语言、诵读，久已分道扬镳，语言之异，实非诵读所能矫正，故教育部颁布音符，欲藉读音以正语音，收效殊鲜。前世语多单音，则二者关系较密，故其讹缪，亦有互相牵率者。《颜氏家训·音辞篇》，谓：“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此等讹变，即足误事。刘仁之之驭吏，言韵微讹，亦见捶楚，盖亦有所不得已邪？欲救斯弊，必藉正音。故颜氏美葛洪《字苑》，分焉字训若、训何者音于愆反，送句及助词音矣愆反，而訾北人“呼邪为也”也。注音难确，反语斯兴。颜氏云：“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熹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音字，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高贵乡公不解反语，以为怪异。”《北齐书·废帝纪》云：天保元年，立为皇大子。时年六岁。性敏慧。初学反语，于迹字下注云自反。时侍者未达其故。大子曰：“足旁亦为迹，岂非自反邪？”高贵乡公所怪，而废帝童而习之，可见反语通行之广矣。反语之用，不外双声、叠韵，故时人多明于是。《南史·谢庄传》：王玄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玄护为双声，磝碻为叠韵。”其捷速如此。又《羊玄保传》：谓其子戎语好为双声，皆是也。颜之推云：“至邺已来，惟见崔子豹、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颇事言辞，少为切正。”又自言：“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一言讹替，以为己罪。”其重之如此。然其迁流，卒不可免。至后世，言语多用音，文字仍系单音，则读音之正不正，不复足以误事，而致谨于此者少矣。

    颜之推又云：“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破人军曰败。”《注》云：“补败反。”此所重者仍字音也。《隋书·经籍志》有《楚辞音》五种：一徐邈撰，一宋处士诸葛氏撰，一孟奥撰，一释遵骞撰，一不著撰人名氏。云：“隋时有释遵骞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此当不徒字音，亦兼及其声调也。

    因音读之见重，而四声之说兴焉。《南史·周颙传》云：颙始著《四声切韵》，行于时。《陆厥传》云：齐永明时，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宫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梁武帝时。）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逾往时。案四声之别，不过语音高下、长短之不同。配合得宜，则诵之成响，不则蹇涩不可读，此不过作文字者讲求声调之一端耳。文之如口语书之者，是为散文，骈文则相去较远，诵读之声调，与口语之远近，亦因之而殊。骈文诵之既别有其声，为之自别有其法，于是所谓律体者生焉。《梁书·王筠传》：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筠读至雌霓连蜷，约抚掌欣抃曰：“仆尝恐人呼为霓。”上霓字下注云五激反，下霓字下注云五鸡反。此注语不知为《梁书》元文，抑后人所增。然即为后人所增，亦不失作者之意。盖谓其字当读入声，不当读平声耳。四声之用，不过如此。散文诵读之声，既与口语相近，能语言者，自能使其疾徐、高下，皆合节度。骈文则不然，故其声调不得不别学。声调既别有其律，字音之高下、长短，自不得不加别择。齐、梁时骈文盛行，四声之说，所以生于此时也。不为此等文字者，原不必留意于此。即为之者，其技苟工，亦自能暗合。故《南史·沈约传》，谓约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梁武帝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