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校 (第2/11页)

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穀梁》有麋信《注》。至宋元嘉建学，《易》乃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则黜郑置王，《左氏》则留服而去贾，《穀梁》益以范宁，而麋犹如故。澄谓《易》王、郑宜并存，《左氏》宜立杜，《穀梁》善范便当除麋。又云：“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俭答云：“《易》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穀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大元立学，议由谢石，事见《晋书》本传及《宋书·礼志》。《宋书》载其疏辞，谓上于大元元年，元疑九形近而误，故有“皇威遐震，戎车方静”之语。（淝水之战在八年。）石之死，范弘之议谥，深致贬损，而卒援是为恕辞，则晋人颇重其事。然《宋书·礼志》谓其品课无章，士君子耻与其列，则其实效，亦未可睹也。晋人立学，专欲以化贵胄。故晋初傅玄上疏，病“汉、魏百官子弟，不修经艺而务交游。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王导言：“人知士之贵由道存，则退而修其身，敦朴之业著，浮伪之竞息。”戴邈言：“贵游之子，未必有斩将搴旗之才，亦未有从军征戎之役，不以盛年，讲肄道义，不亦可惜？”然粪墙朽木，素质已非，雕墁之功，云胡可就？其时特选公卿、二千石子弟为生，而祭酒殷茂言：“学建弥年，而功无可名。惮业避役，存者无几。或假托亲疾，真伪难知。声实浑乱，莫此之甚。臣闻旧制，国子生皆冠族华胄，比列皇储，而中者混杂兰艾，遂令人情耻之。”则犹是来者皆为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之旧也。（《宋书·礼志》。）《宋书·礼志》言：孝武立学，增造庙屋一百五十五间，而《五行志》言：大元十年正月，立国子学，学生多顽嚚，因风放火，焚房百余间。《晋志》略同。则立学未几，而所毁之屋，已侔于所造者三分之二矣。风纪败坏至此，其人尚可教乎？

    《宋书·礼志》云：宋高祖受命，诏有司立学，未就而崩，大祖元嘉二十年，复立国学，二十七年废。案高祖诏立国学，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见《本纪》。其时学制已定，范泰尝上书论之，见本传。大祖诏建国学，事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诏言胄子始集，学业方兴，亦见《纪》；《何承天传》亦云，是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而《礼志》谓立学在二十年，盖师生集于十九年末，礼成于其翼年也。二十七年之罢，《纪》在三月，盖以军兴之故。《孝武帝纪》：大明五年，八月，诏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而《礼志》不言其事，疑其实未有成。然则宋世国学修立，不及十年，可谓衰替。然其时于私家之能讲学者，为置生徒，隆其礼貌，加以资助，则其效或转在官学之上也。《隐逸传》：周续之，遁迹庐山。高祖践阼，召之，乃尽室俱下。上为开馆东郭外，招集生徒。乘舆降幸，并见诸生。续之素患风痹，不复堪讲，乃移病钟山。又《雷次宗传》：元嘉十五年，征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大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此事《南史》入《本纪》，系元嘉十六年。《宋书·何尚之传》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义康欲以司徒左长史刘斌为丹阳尹，上不许。乃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颍川荀子华，大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南史》同。其立学不知究在何年也。其后国子学建，尚之遂领祭酒焉，亦见《传》。《明帝纪》：泰始六年，九月，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置东观祭酒。《南史》云：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言阴阳者遂无其人，则其分部仍与元嘉同。《齐书·百官志》：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永明三年国学建省，尤可见孝武之兴国学，实未有成也。

    《齐书·礼志》云：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亦见《本纪》。《王逡之传》云：国学久废，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学，转国子博士。《张绪传》：建元四年，立国子学，以绪为大常卿，领国子祭酒。）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大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都二千里为限。大祖崩乃止。（《武帝纪》：建元四年，九月，丁巳，以国哀故罢国子学。《百官志》云：其夏国讳废学。）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亦见《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