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赋税 (第7/9页)

魂，军用殷广，浙东五郡，丁税一千”；《梁书·良吏传》云：高祖元年，始去人赀，计丁为布；（《陈书·宣帝纪》：大建九年，五月，原五年讫七年逋赀绢，盖亦计赀为绢。）一似又有丁税者；盖亦或以之代役，或出临时调敛，后遂相沿不废也。

    地方公共之事，人民往往能自立法而自治之，然亦往往为官府所破坏，会稽士庶，皆保塘役，而王敬则悉评敛为钱送台；东昏侯下扬、南徐二州，桥、桁、塘、埭丁，计功为直，敛取见钱；（皆见第十九章第一节。）其事矣。《晋书·刘颂传》：除淮南相。旧修芍陂，年用数万人。豪强兼并，孤贫失业。颂使大小戮力，计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此等良吏，盖不可多得矣。

    后周之法：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以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丰年不过三旬，中年二旬，下年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若凶札则无力征。见《隋书·食货志》：其立法可谓甚平，然其行之如何，则不可知也。

    山泽之利，两晋及宋、齐、梁、陈，多为官吏贵豪所固护，已见第十九章第三节。此等皆非法之所许，然亦有不然者。《梁书·萧颖达传》：御史中丞任昉奏曰：“风闻颖达启乞鱼税，辄摄颖达宅督彭难当到台辨问。列称寻生鱼典税，先本是邓僧琰启乞，限讫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颖达，于时谓非新立，仍启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许。登税与史法论一年，收直五十万。”虽实为私奉养，而必启乞待许，即不翄官收其税矣。北朝情形，与南朝略同。魏显祖皇兴四年，高祖大和六年，周静帝大象二年，皆尝弛山泽之禁。即北齐，亦仅后主武平六年，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开酒禁而已。然《魏书·酷吏传》：崔暹坐障吝陂苇，为王显所弹；《阉官传》言：刘腾于山泽之饶，所在固护；则其利为私家所擅者亦多。《北齐书·卢潜传》，言其为扬州行台时，高元海执政，断渔猎，人家无以自资，政令岂能真行？民家无以自资，豪势保无转因之以为利者邪？

    鄣锢山泽，恶其夺民利而已，弃田以为园囿，其弊亦与之同，故晋法明列其不为属国焉。（见第十九章第三节。）然其事亦卒不能免。北朝尤甚，以其君好田猎也。《魏书古弼传》云：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大半，以赐贫人，可见其占地之广。《高祖纪》：延兴三年，诏关外苑囿，听民樵采。大和十一年，又罢山北苑，以其地赐贫民。《司马楚之传》：子跃，为云中镇将，朔州刺史。表罢河西苑封，与民垦殖。有司执奏：“此麋鹿所聚，大官取给。今若与民，至于奉献时禽，惧有所阙。”诏曰：“此地若任稼穑，虽有兽利，事须废封。若是山涧，虞禁何损？寻先朝置此，岂苟藉斯禽，亮亦以俟军行薪蒸之用。其更论之。”跃固请宜以与民。高祖从之。此可见苑囿之立，实妨田业，又不徒鄣锢山泽而已。又魏于内地置牧场，占地甚广，见第二十章第一节。世宗正始元年，延昌二年，皆尝以其地赐代迁之民。可谓封豕长蛇，荐食上国已。

    冶铸之利，作兵为亟，民用后焉。《晋书·宣帝纪》：大和四年，兴京兆、天水、南安监冶。《刑法志》云：“魏武帝时，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盖斯时之铁，多以作兵，故乏于他用也。《宋书·百官志》：卫尉一人，丞二人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卫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又云：东冶令一人，丞一人。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汉有铁官。晋置令，掌工徒鼓铸，属卫尉。江左已来，省卫尉，度隶少府。宋世虽置卫尉，冶隶少府如故。江南诸郡县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王弘传》：弘建屯田之议曰：“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弘建此议，在其为晋会稽王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可见江左冶政，专攻兵器，罕资民用，此其获利所以甚微。宋世刘道济刺益州，立冶断私民鼓铸，而贵卖铁器，事见第八章第七节。又可见民用本不资官也。《陈书·世祖纪》：天嘉二年，十二月，大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奂以国用不足，奏立煮海盐赋及榷酤之科。诏并施行。南朝言盐利者，亦惟此而已。

    北方僭伪诸国：慕容德尝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事见《晋书·载记》。拓跋氏于盐利颇详。《魏书·食货志》云：河东郡有盐池，旧立官司，以收税利。是时罢之。而民有富强者，专擅其用，贫弱者不得资益。延兴末，复立监司，量其贵贱，节其赋入。于是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