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选举 (第4/10页)

：“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可以见其所偏矣。）遂寖成考试之法，无复谘访之意矣。惟魏孝文大和七年诏言：“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文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所答虽不副所求，而其问之，则实得汉世策问贤良之意。盖以魏起代北，风气究较质朴故也。

    言有发于千百年之前，而于千百年后之事若烛照而数计者，葛洪《选举》之篇是也。洪谓秀、孝皆宜如旧试经答策，而“防其所对之jian”。欲“使儒官才士，豫作诸策，禁其留草，殿中封闭，临试之时亟赋之。当答策者，皆会着一处。高选台省之官，亲监察之。又严禁之。其交关出入，毕事乃遣”。又设难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试经对策虽过，岂必有政事之才乎？”而答之曰：“如其舍旃，则未见余法之贤乎此也。假令不能尽得贤才，要必愈于了不试也。自有学不为禄，味道忘贫，若法高卿、周生烈者，万之一耳。至于宁越、儿宽、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笃厉，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经术自拔耳。使非汉武之世，朱买臣、严助之属，亦未必读书也。今若遐迩一例，明课考试，必多负笈千里，以寻师友；转其礼赂之费，以买记籍者。”故“试经法立，则天下可不立学官而人自勤学”。案后世科举之利，在于官不立学，虽立亦徒有其名，而民自乡学，文教由是覃敷也。其制不足以必得才，而究愈于不试，而其试之则关防不得不严。唐、宋、明、清之事，可以为证。而葛氏发之于千百年之前，亦可谓圣矣。何以克圣？理有必至，势有固然，察之者精，故言之者审也。汉世丞相，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中博士，三曰文中御史，四曰才任三辅令。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学，三者文法之学也。德与才皆不可以言试，故左雄选孝廉之法，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实即四科之二三。黄琼以雄所上专于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则欲补之以四科之一四耳。（参看《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秀、孝试经，皆即儒学，文法之学，实切于用，而魏、晋以后，选士之制阙焉，故葛氏又欲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当时试孝廉之法，实即后世明经之科，秀才之科，唐以后虽废绝，然南北朝末，人重文辞，唐进士科之所试，实即前此之所以试秀才者也。明法之科，则即汉世丞相取士四科之三，左雄之所以试文吏，而亦即葛氏所欲举者。惜其视之大轻，故葛氏所病弄法之吏，失理之狱，仍不绝于后世也。（汉时射策之法，亦见《秦汉史》第十八章第四节，此即后世帖经、墨义之法所本，秀才试经，或异乎此，然亦即后世试大义之法也。）

    孝廉之举，本重行实，魏、晋而后，仍有此意。《宋书·孝义传》，吴兴大守王韶之发教：谓“孝廉之选，必审其人。虽四科难该，文质寡备，必能孝义迈俗，拔萃著闻者”。乃察潘综、吴逵为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则其事矣：韶之初擢逵补功曹史，逵以门寒，固辞不受，乃举为孝廉。又郭世通，（会稽永兴人。）大守孟察孝廉，其子原平，大守王僧朗察孝廉，皆不就，大守蔡兴宗，又欲举原平次息为望孝，与会土高门相敌。（详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孝廉之选，颇有不拘门第者。故史臣谓“汉世士务治身，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刻身厉行，事薄膏腴，孝立闺庭，忠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也。然此言实因果倒错。核其实，盖由斯时膏腴之士，别有出身，不藉行誉，故孝义获举，偏在穷檐耳。《自序》言：沈邵为安成相，郡民王孚，有学业志行，见称州里，邵莅任未几而孚卒。邵赠以孝廉。其所以风厉之者，可谓至矣。然《袁粲传》言：粲坐纳山阴民丁彖文货，举为会稽郡孝廉免官。《梁书·文学传》：高爽，齐永明中赠王俭诗，为所赏，及领丹阳尹，举爽孝廉，则藉贿赂、交游而得之者，亦在所不免矣。魏韩麒麟尝以州郡贡察，但检门望为病，（见第十八章第一节。）则拔忠孝于沟畎之中，究亦罕有之事也。

    特诏选举，晋初为盛。《武帝纪》：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大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后世虽间有特诏，而希矣。（《成帝纪》：咸和六年，三月，诏举贤良直言之士。十一月，诏举贤良。八年，正月，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马隆传》云：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举隆才堪良将。此即《纪》所载五年十二月之诏也。观于凉州之役，（见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