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农业 (第4/5页)

农夫糟糠，蚕妇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芜，谷帛罄于府库，宝货盈于市里，衣食匮于室，丽服溢于路。饥寒之本，实在于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内，而其情形至于如此，虏之所谓农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确较南土为饶，此则地利为之也。《魏书·食货志》所言道武破刘卫辰所收马、牛、羊之数，盖张侈之辞。然《尒朱荣传》，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驼、马，色别谷量；（见第十二章第四节。《北齐书·神武帝纪》：神武初见荣，说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记神武初见荣时事，皆饰说不足信，然缘饰之辞，亦必揣度当时情势而为之，谓荣多马，则不诬也。）又《广阳王深传》，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纳，政以贿成，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见北方之马实多。《北齐书·卢潜传》言：时敕送突厥马数千匹于扬州管内，令土豪贵买之。钱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间马，尽送官厩。由是百姓sao扰，切齿嗟怨。又可见南方之马，多来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车，徙诸漠南，此于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详见第八章第三节。《食货志》云：泰常六年，诏六部民羊满百口调戎马一匹，亦可见北族牧利之饶。《志》又云：“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槖驰将半之，牛、羊则无数。高祖即位之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而河西之牧弥滋矣。正光以后，天下丧乱，遂为群盗所盗掠焉。”案孝文南迁，主牧事者为宇文福。《福传》言：孝文“敕其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以吾民衣食所资之地，旷为异族之牧场，使得游牝其间，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钝，步骑之不敌，实为其大原因；南方欲图恢复，必有精骑以与虏决胜于中原；说已见第八章第七节及第十一章第四节。《隋书·贺娄子干传》言：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设村坞，敕子干勒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干上书曰：“陇西、河右，土旷民希，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堠，岂容集聚人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堠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高祖从之。案游牧之民，所以难于制驭者，以其迁徙易，不易根剿，而其来犯又极飘忽故也。我之所业与彼同，则不足为惮。淮上之地，既易为虏所扰，耕凿难安，曷不制其表为牧地，养马以备与虏驰驱乎？此古人未发之策，然言国防者似可参证也。

    山泽之利，虽已不可专恃，然亦有时而相需甚殷。杜预咸宁三年疏曰：“当今秋夏，疏食之时，而百姓已有不赡。前至冬春，野无青草，则必指仰官谷，以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为思虑者也。臣愚谓既以水为困，当恃鱼、菜、螺蜯，而洪波泛滥，贫弱者终不能得。今者宜大坏兖、豫州东界诸陂，随其所归而宣导之。交令饥者，尽得水草之饶。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给之益也。”《石季龙载记》言：其时众役繁兴，军旅不息；加以久旱；谷贵，金一斤直米二斗。使令长率丁，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北齐书·卢潜传》言：高元海执政，断渔猎，而淮南人家，无以自资。可见疏食、渔、猎之利，亦与民生相关非浅矣。

    丧乱之际，水利多不修举，此与农事，所关最大。《晋书·苻坚载记》言：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赖其利。《魏书·高祖纪》：大和十二年五月，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诏诸州镇有水田之处，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论，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见也。《周书·武帝纪》：保定二年正月，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此事当较有实际。《魏书·崔楷传》：楷因冀、定数州，频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无岁不饥；幽、瀛川河，频年泛溢。岂是阳九厄会，百六钟期，故以人事而然，非为运极。”欲“量其逶迤，穿凿涓浍，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决其路，令无停蹙。随其高下，必得地形。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