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九章 军储赈贷 (第2/2页)

到广德军来了。”

    彭平康一怔，“什么？”

    司兵参军重复了一遍，“那些孩子跑到广德军来了。”他皱了皱眉，“我说要送他们回去，他们却都不肯回去。”

    彭平康蠕了蠕嘴唇，没出声。

    司兵参军问道，“彭大人，要不要把他们送回去？或者，您知会文氏的人一声，让他们遣人来将他们领回去。”

    彭平康道，“那这几个孩子不肯回去，想干什么呢？”

    司兵参军道，“他们想向彭大人求个户籍。”

    彭平康道，“我能做主的籍，都不是什么好籍，就是算作厢军，也得另外上奏过批，否则莫名其妙就不明不白的多出来几个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假公济私，贪吃军饷呢。”

    司兵参军道，“正是这理儿呢，他们年纪又都太小了，算什么籍都不合适。”

    司兵参军说完，就等着彭平康下令，他就能顺理成章地把那些孩子给赶出去了，可等了好一会儿，彭平康都没有下令的意思，他不由问了一句，“彭大人，要不要……”

    彭平康没等他问完，就一口回绝道，“不要！”他口气硬得自己都愣了一下，顿了顿，才缓和了声音，“新任的瑁梁少尹就快到了，此时不宜多生事端，先留在军中罢。”

    司兵参军觉得彭平康的这个理由有些勉强，他正是因为瑁梁少尹快到了才向彭平康讨个不生事端的法子，若放在平常，早轰出去了。

    彭平康说完，也觉得自己似乎多管闲事了，他自圆其说地解释道，“我是想看看，这新一任的瑁梁少尹，有没有胆子去管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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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宋史·食货志》言“诸州岁歉，必发常平、惠民诸仓粟，或平价以粜，或贷以种食，或直以振给之，无分于主客户。”

    赈贷是宋代救荒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发展到后来，变成一种有偿乃至可以获利的救济方式，在宋代的许多时候，已经超出了救荒的范畴。

    北宋前中期的赈贷，以省仓、军储、内库、三司资金等为主要资金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来源是省仓，王安石熙宁时说“今详比年灾伤，赈贷多出省仓”。

    到了南宋中后期，随着中央财政的日渐窘迫，随着土地兼并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士绅在救荒、赈贷中的地位、作用逐渐加强，“诸道旱蝗疾疫，关中尤甚，公（范雍）自减廪食以为民先，富人皆争出财，助官贷，活数万人。”

    文中这种富裕大地主放贷给佃户在南宋是很普遍的行为，如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十一日，“诏浙西江东路州军被水去处，令两浙提举司，多方劝谕有田之家，将本户佃客优加借贷，候秋成归还”。

    到了南宋晚期，士绅地主主管运作的“社仓”已经彻底取代了官府运作的官仓地位（可见土地兼并有多么严重）。

    2慈幼局是南宋的一种救济弃儿的措施，是宋理宗提出推广的，“朕尝令天下诸州置慈幼局……必使道路无啼饥之童。”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孤儿院了，是非常先进和文明的一种社会管理理念。

    元朝人郑元佑的《山樵杂录》也记录了慈幼局，“宋京畿各郡门有慈幼局。盖以贫家子多，辄厌而不育，乃许其抱至局，书生年月日时，局设乳媪鞠育之。他人家或无子女，许来局中取去为后。故遇岁侵，贫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无抛弃之子女。若冬遇积雨雪，亦有赐钱例。虽小惠，然无甚贫者。此宋之所以厚养于民，而惠泽之周也。”

    顺便说一下宋代弃儿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重男轻女导致，而是没有恰当的避孕措施，一般平民人家只养得起两到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是理想，因为宋代人头税太沉重了“丁钱太重，遂有不举子之风。”，所以到了第四个孩子，就“生子不举”，父母遗弃或者溺杀来控制孩子数量。

    《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湖州丁绢最重，至生子不举。”

    赵善燎《自警篇·济人》云“浙民岁输身丁钱绢，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

    苏轼《与朱鄂州书一首》“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

    朱松《戒杀子文》说到江西，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

    陈渊《默堂先生文集》“不举子之习，惟闽中为甚。”

    王得臣《麈史·风俗》“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若女则不待三，往往临蓐，以器贮水，才产即溺之，谓之洗儿。”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东南数州之地……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谓之薅子，即其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