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析毛文龙意图与皇太极联手攻明说 (第2/9页)

卷13仁祖四年七月己卯载，接伴使郑斗源驰启曰“都督答奴贼凶书，严辞斥之”。

    又据后来毛文龙致皇太极的信中称“先汗在时，我所遣诸申一名，汉人两名，均被杀”，毛文龙使臣被杀应是此事，因为《朝鲜李朝仁祖实录》中没有使臣回岛的记载。

    《明熹宗实录》卷74天启六年七月丙子载，“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李嵩塘报奴酋致毛文龙谩书，请申饬边吏，整兵以待”。

    可见，毛文龙又将努尔哈齐的招降书上呈明朝。

    通过以上的叙述不难看出，努尔哈齐几次招降毛文龙基本上是被毛文龙严词拒绝的，毛文龙屡屡将后金招降书所谓“谩书”上呈明廷，又处死后金使者。

    天启六年夏，廷臣对牵制的质疑和鞍山役的失败曾经让毛文龙抗金的决心有所削弱，一度耍手段派使臣前往后金议和，以致在鲜的明朝将领传言毛文龙欲投降后金，而朝鲜的边臣也因与毛文龙不和，屡屡声称毛文龙欲谋叛，这是朝鲜君臣怀疑毛文龙谋叛的原因所在。

    但是后来冷静一想，毛文龙有所悔悟，还是坚定了抗金的决心，并坚拒努尔哈齐的招降。

    当时毛文龙与魏忠贤深相交结，在朝廷上有恃无恐，熹宗又屡降隆恩，毛文龙感戴皇恩，在与明廷关系融洽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叛降之理。

    而且，当时敌后战场的抗金斗争还属有为之时，希图建功立业，成为一时名将的毛文龙，又怎么可能投降后金？

    更何况，投降后金也不一定能给他带來更多的利益，如鲜臣张晚所说“臣意彼无速发之理。虏虽强请，毛不速发矣。毛将在此，则享公侯之乐，投奴则为一俘虏，必不及李永芳矣。如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乎？只虑在此，则或为后患，故毛若投降，想必受之，而必不优待矣”。（《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4）

    所以，认为毛文龙“坚拒诱降”的说法是有说服力的，而因为毛文龙与后金有往来就认为他此时“已经接受了后金的招降活动”的说法证据是不充分的。

    再看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往來。

    毛文龙再次与后金往来源于王子登的投岛。

    王子登本为辽东监督炼铁的卫官，天启元年努尔哈齐占据辽东，王子登投降，授官石城备御。

    天启三年三月，因擒获毛文龙jian细，授游击。

    四月，因斩毛文龙jian细和剿杀逃人，升为参将。

    其后，王子登又升至副将。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称天启三年三月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向毛文龙“遣使请降，乞免死金牌、袍缎等项，毛将军一一给之去”，又说“四人中惟刘爱塔实心归降”，可见王子登当时是游离于明金之间的两面派，一方面与毛文龙秘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将毛文龙差人绑献。

    王子登投岛事，《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7仁祖五年十一月乙丑载，铁山府使安景深驰启曰“辽东人王志登，以奴贼游击巡海至鹿岛，为都督军兵所围，自言归顺，与真二名出来，都督相见甚喜。”王志登即王子登。

    据王子登给皇太极的信中则称“于九月二十一日起行，二十九抵皮岛。”（《满文老档·太宗朝》）

    可见王子登的投岛应该是被围后的顺势自保，并没有与毛文龙有事前的联系。

    此外，王子登也并不是后金派往毛文龙处的jian细，因为王子登自称“弃子而逃”，后来天聪六年，后金参将宁完我在给皇太极上疏中也称王子登是“自我国逃去者”。

    毛文龙见到王子登甚喜，极为厚待，据王子登自称“毛都督以绸锻、银牌、衣帽赏之，并即奏于明帝，封以总兵官之职，朝夕共同议事”。

    当时，明廷已经经历新皇的更替，毛文龙的同伙魏忠贤和阉党逐渐失势，为求自固，毛文龙想出了诱骗后金要人之计，藉以向新帝邀功。

    天启七年十月，毛文龙写信遣游击金首举往送，王子登作为议和的中介人，也派家人二人持密书同来，于十一月十三从威宁营入境，欲与后金谋和。

    但是两个月过去，未见后金有任何回音。

    毛文龙认为是“谅汗守边之人，贪其所携金、缎、马、骡，匿而不报耳”，王子登也说“不知守边诸申，欲得其衣物、马、骤而杀之，抑为汗与诸贝勒挽留议事”。

    其实是皇太极担心毛文龙有诈，而将来使斩杀。

    据《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18仁祖六年三月壬午载，后金使臣称“毛帅年前委差汉人言于我国曰‘新天子即位以来，有意于和亲云’，而我国不信其言，抑恐毛帅有他谋，斩其人而不纳”。

    皇太极的疑虑是有道理的，崇祯即位初反对和议的态度是坚定的，天启七年十月皇太极以蒙古敖汉部的名义致书明朝约和两国，但是始终没有回音。

    而毛文龙天启年间又是坚拒议和和诱降的，此时突然主动提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