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军饷转运与理饷官员贪腐之弊端以毛 (第2/5页)


    二十日，又“命给漕粮十万石运济海上，从总兵毛文龙之请也”。（《明熹宗实录》卷39）

    闰十月，毛文龙报董骨寨大捷，发帑金三万以为赏功，首辅叶向高等又为毛文龙请发帑金“上命该部将各官捐助银凑发数万，以济急需”（《明熹宗实录》卷40）

    天启三年天津发过的鲜运粮料，据毕自严称“发过鲜运粮料一十二万三千余石”，“每石脚价四千二分，该银五万余两”，该年“岁运愆期，秋深不息，飓风肆虐，漂失孔多。兼南海口礁石巉岩，不便泊舟，触之立碎，并鲜运往回失风者总计已逾百船之外”。（毕自严《津库已匮疏》）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三）年收过都司刘可伸、赵守祖等解到饷银一万零九两六钱，差官徐鸣泰、骆惟信解到饷银九千九百一十一两四钱，都司王学易、缪从正解到饷银一万零七十五两七钱，委官邓子智、梁栋材解到饷银一万零三两三钱，委官张翘解到饷银二万两，都司李惟栋、董国助解到饷银一万两，津运委官俞明等八员解运米豆一十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三斗六升九合，布一万七千七百五十匹”后又称“本年收过京饷银七万，津运米豆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天启二年至天启三年两年，朝廷接济东江的实收军饷只有银十一万两、米二十万石，在辽民归附日多，东江军队逐渐扩充的情况下，毛文龙不得不寻求朝鲜接济，并向商人赊贷。

    他又以东江兵已近五万为额，请朝廷发饷百万，并如登莱、天津定岁额粮饷“今臣有江、津、浙、直、南北游营、征东等处南兵八千员名，挑选辽兵三万七十（千）余名，再用招练辽兵二千余名，业共四万七千余数，其募足五万亦易易矣！然以五万官兵，计足一岁之饱，并盔甲、军火、器械、马匹、船只等项，应总一百五十万两，方得够用。今臣止愿请一百万两权宜应用，一切兵马、船只、军需等项，悉皆具足，更弗烦庙堂一事”。（《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2《天启三年十月十五日具奏》）

    户部覆议，定岁饷四十万，内登莱分给饷银二十万，天津、登莱本色米豆二十万。

    天启四年五月，熹宗下谕“仍传与户、工二部并专督辽饷等官详确毛帅如果缺粮、缺器真情，并拨船只、应用器械一并速发，解至军前应用，不得迟滞，有误军机，责有所归”。（《两朝从信录》卷22）

    七月，毛文龙进呈海外地图并陈战守、粮饷、军需事宜，得旨“饷银紧急，著遵屡旨措处给发，器、甲、火药并天津本色粮布俱速解给”。十一月，又下旨接济毛文龙“岁运粮米，务各二十万实授数目”。（《两朝从信录》卷23）

    在“今之议东事者，无不以接应毛帅为第一义”的舆论环境下，天启四年东江镇的军需压力有所减轻。

    但是，到了天启四、五年，逃亡辽民大量地涌入铁山、皮岛，敌后战场的军队又大为扩充，这样的军需供应还是不够用。

    天启五年五月，据巡历皮岛情形的光禄寺署丞郭自维称“器械未备，甲胄未全，归附辽民扶老携幼，啼号惨楚，尤不堪闻，则粮饷亦未尽足也”。（《明熹宗实录》卷59）

    天启五年三月，毛文龙向朝廷讨借京营龙机尾炮，诏旨允给一千门。

    六月，毛文龙在上揭说“职原所报兵丁七万六千有余，今且民归日众，增兵日多，共计兵丁十七万有余，此固往来客商之共见，天使亲临之目击者，均取给于天津二十万之粮，山东二十万之饷。且二十万饷银之内，江淮、旅顺等营分去十三万有奇，再添入南北二游营又分三万有奇。止遗三万有奇之饷，给十七万有余之辽兵，毋论月糜不得一两五钱，即以一岁计之，一人不过二钱耳。况津运分派于山东十万石者，尚未知何日督发到岛，以救此张颐代哺之兵丁”。（《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具揭》）

    七月，毛文龙请求裁撤登莱、天津新设之兵，因为“奴断不能舍骑登舟，不如尽为撤去，以其饷实于东边，每岁定以一百万之额，及时解运到鲜”。（《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4《天启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具奏》）

    作为交换条件，毛文龙更自诩两年可以平辽。（与之相比，袁崇焕的“五年平辽”根本不能算作信口开河）

    为了得到更多的粮饷，毛文龙更开始与主政的阉党勾通交结，广为贿赂，他在朝廷的活动很快便起到了效果。

    这年八月，熹宗念海外乏饷，发帑金二十万。

    十一月，毛文龙又请求太监驻扎登莱督发粮饷，其意一方面在为阉党示好，一方面则是“欲钱粮之济”。但是国库空匮，即关门诸镇岁饷六百余万，尚不能支，而复欲凑足百万，诚有不易言者”，户部建议从新饷库内挪借五万两，并裁汰蓟州、密云、永平三镇新兵以其饷拨给海外，“上从之”。（《明熹宗实录》卷66）

    天启六年，虽然敌后战场的牵制之名受到严重的质疑，但是由于有阉党在朝廷当靠山，军需的供应有增无减。

    天启六年的海外军饷，据户部尚书郭允厚称“于旧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