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明投献问题的相关说明以徐阶 (第3/3页)

侵牟之地，颇有给还民者，而宦戚辈复中挠之。……是时，禁勋戚奏讨、jian民投献者，……。

    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徐阶弟弟徐涉（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在南京大理寺卿任上也曾对论及此事

    一、jian民违法。臣惟投献、诡寄及伙计等项之弊，南京士民有之。

    近来天下府州县，凡jian民之田，诡寄于官户者，亦甚众矣小民或以十分之四五，当十分之差或以十分之六七，当十分之差，此辈安然坐享富贵，则包庇者广耳。

    不立之法，以障狂澜，则田产将尽归巨室，而小民之户田稀矣。

    ……令法司衙门会同户部酌议大小职官等项滥受投献、诡寄、伙计一应之罪，以苏饥积困，以广我皇上爱养元元之意。

    若有自首者，姑免其罪，其田听与小民一体当差，悉将黄白二册改正若有不首，及本户似前喻利不肯当差者，许里甲人等据实举首，治以应得之罪，仍将其田入官收租送部以充边储。所司明知故纵者，并治以罪，则小民庶乎可少存万一矣。

    （《明经世文编》卷356《奏为恳岂天恩酌时事备法纪以善臣民以赞圣治事》）

    可尽管如此，由于通过接受“投献”所获得的利益实在是太吸引人，随着越来越多的士绅卷入其中，人们慢慢形成一个共识接受“有亲族关系的人”的投献虽于法不合，但从人情上来说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因而在不公开的场合下也是被士绅们认可的，这也是后来反对“均田均役”的一个主要理由。（《论明末苏常松三府之均田均役》）

    那么，既想接受“投献”，又碍于当时的法律规定，当然就需要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以达到“暗渡陈仓”的目的。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从弘治《问刑条例》开始，我们看到法律规定中开始将“投献”与“私捏文契约典卖”并提，甚至可以是互换的。

    其中，此一现象早在《皇明条法事类纂》中就已经出现了

    成化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都察院等衙门右都御史等官戴等题。计开

    一禁投献。……又有官豪势要之家，通同盗卖，及有等军民为因两家田土争竞不明，或先买与人价银低少，俱各朦胧献与王府。其投献之人畏惧照例充军，却乃典立典卖文契，以为掩饰。往往事发，因而文契止照常例发落。

    ……乞救该衙门计议，合无转行巡按江西监察御史并按察司，今后但有僧道军民人等将田地投献王府者，事发不构有无典卖契书，僧道民人一体照例问发。……。

    前件会议得太监刘倜……共称僧道军民人等通同旗校将争竞不明，并过及寺观田土投献王府，畏惧例该充军，却乃写立典卖文契掩饰。及至事发，因有文契，止照常例问罪发落。……因后遇有此等因犯，务要推审明白。如果将争竞不明、并卖过田土，及僧道将寺观田土各卖典，及盗卖与人各依律问拟发落。若无典卖实情，止是朦胧投献王府，假捏典卖文契掩饰者，照例问发边卫充军，田土给还寺观，及应得之人，管业如此，则用刑不滥，事体适宜。

    （《皇明条法事类纂》卷13《户部类》，《禁革寺观田土投献典卖与王府例》）

    这反映了一种当时极为普遍的现象投献者和受献人为了逃避对“投献”的惩罚，采取“私捏文契约典卖”的方式以规避之，而“典卖”自然会产生“不敷产价”与“赎买年限”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引出了海瑞处理徐阶案时的法理争议。

    进而，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投献”，徐阶与佃户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关系“典买主一典卖主”。

    明代盛行“投献”，除了一般认为的“出于避税”的考虑外，还有另外就是“投献”的农民可以借助豪绅势力解决利益纠纷，比如兄弟、叔侄遇到田宅、财产等方面的纠纷，僵持不下时，就有可能出现“投献”的情况，作为“投献”的一方肯定会获得某种形式的好处，以及通过“投献”，可以获得“受献者”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从而获得经商资本的积累。

    《皇明常熟文献志》卷18《风俗志》

    “投献田宅，民间或兄弟叔侄相争，即将祖宗分授已定者，尽献于豪有力之家。豪家随遣狠仆数人，下乡封门招佃。其田主、屋主或执券而争。

    则老拳毒手交下如雨，而其主涕泣退矣，退犹沽酒市脯鸡豚款待，濒行犹索舟金谢礼……

    兄弟叔侄投献，犹云分授之时或有偏向也。

    至于五世担免之族，或百年以前交易，又有异姓无籍之辈从无交易者，遇有忿憾，亦立一契投献，而豪门狼仆，其肆毒亦如之。则赵甲献而钱乙赎矣。如此恶俗，不知何时而止，可为仰屋窃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