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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天、祭祖、甚致拜孔子的仪式。但汤若望还是不能理解佛教中的这一规定，接受洗礼，是天主教徒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连洗礼都不接受，还能称得什么信仰吗？要这样的教徒又有什么用呢？因此也百思不解。

    但听商毅这么一说，汤若望立刻醒悟了过来，不得不承认，佛教的这一手确实十分高明。任何一种宗教，对信教的人都有一些教规限制，尽管天主教对这些教规的执行十分宽松，基本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和佛教的这种制度比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对于居士而言，只用在家里念几句经就够了，同时依然可以享受世俗的一切生活，还不违返教义，猫照吃鱼、狗照吃rou，奥特曼照打小怪兽，而且死后照样能升入天国——成佛。

    说白了就是让你先免费注册，然后再慢慢发展vip会员。这样的好事自然谁都愿意干了。尽管他们的信仰并不算坚定，但至少在无形中为佛教又增加了一大批信徒，形成了庞大的信徒基数。而有了这个基数，自然可以再从其中发展信仰坚定而纯洁的信徒了。同时也使佛教在中国久盛难衰，尽管中国出过几位禁止佛教的皇帝，但依然无完全禁止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想到这里，汤若望也有些兴奋，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在中国传教的新路。但转念一想，不禁又有些泄气了。且不说神圣罗马帝国的教皇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就是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的现任会长龙华民神父，恐怕也是不会同意的。

    和前任利玛窦相比，现任的天主教会中国传教区会长龙华民神父的宗教情绪更为狂热，而且传教思想也更为激进，他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才导致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因此在利玛窦去世之后，龙华民开始改变利玛窦的传教路线，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信仰其他宗教，在教堂从事与天主教无关的活动。

    可惜中国不是美州大陆，也不是马尼拉，更不是另一时空的晚清时代，天主教这样的做法，只能激起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结果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酿成“南京教案”，使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一度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同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潅三次上疏参劾耶稣会士图谋不轨，未得获准。8月底，他交结其他官员，逮捕并关押传教士、教徒，掀起反教会运动。

    要不是当时后金兴起，明朝还需要这伙传教士帮助铸造火炮，而且又多亏了徐光启等人上书，极力分辩，万历皇帝才撤除禁令，传教士才得以继续传教。但传教事业却大受打击，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但也没有恢复到利玛窦开创的局面。这也时汤若望看重商毅的缘因，他现在迫切希望中国能够找到第二个徐光启。

    虽然“南京教案”发生之后，龙华民被迫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不赞这些不纯正的传教方式。不过汤若望的宗教信仰并不少于龙华民，但在变通方面却比龙华民强了许多，同时他在明朝的影响力以经远远高过了龙华民，因此完全可以绕开龙华民，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传教。用中国话，这就叫做“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想通了这一点，汤若望对商毅道：“那么，商将军，既然您愿意为我们的传教事业提供帮助，那么需要我们为您做些什么？”

    商毅一听，也不禁好笑，汤若望在中国呆久了，也学着上道了，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的道理。

    不过话挑明了就好办了，在“无利不起早”这一点上，老外确实比中国人实在，明码实价，决不遮遮掩掩，那怕是洋和尚也不列外。因此两人经过一番协商之后，马上就达成了几点协议：

    一、商毅将在自己的管辖区和职权范围内，为传教士传教尽可能提供一切的有利条件，并划定修筑教堂的地区给传教士，可以随着管辖区的改变，而享受同样的条件。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商毅不进行干涉，但必须尊守商毅本人的命令，同时有义务配合商毅来应付朝廷的法令。

    二、允许传教士在商毅管辖区的公开场合内传教，但不经商毅允许，传教士不得在官府、军队、学堂（传教士自办除外）等地区及周边三百米的范围传教。同时也不得强迫居民信教，与其他宗教发生冲突时，交由官府处置，不得私下以暴力行为结决。

    三、传教士有义务向商毅管辖区的各种学院的学生、士兵、工人教授指定的知识，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