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二章 旗袍（2） (第2/7页)

之袍对民国旗袍有影响，但不认为二者有直接继承关系，因此认为民国旗袍称之为“旗”袍并不合适，所以他倡导旗袍改名为“祺袍”，并把“台北旗袍研究会”改名为“台北祺袍研究会”。多年以来，台湾服装界人士一直呼吁为“祺袍正名”。

    第四种以卞向阳教授《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为代表，认为旗袍是中国服装传统的西化变异。融合了旗袍马甲和文明新装的特点，同时又结合了西式裙装的配伍形式，构成了既有西方流行的影子而不同于中国传统袍服，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象征的新时尚流行和服装审美的特点，可为中西服饰交融的设计典范。

    他同时认为“旗袍”名称的起源是一种“误称”，因为较早倡导旗袍的群体都是都市中受西学影响较深、追求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礼教的新女性、学生等社会群体，她们绝大多数是汉族人，她们的祖先在清初经过流血抗争才为汉族妇女取得不穿满式服装的权利，她们不可能去复辟帝制时代的、还是异族压迫者的服饰，所以旗装袍在民国复辟的条件并不具备。

    而民国之时“旗袍”的称呼之所以最终会流行开，是因为整个清代，汉族女装依然保留汉族女性传统的“上衣下裳”制。除了贵族命妇礼服外，寻常女子一般并不穿袍服，而旗女不论贵族女性礼服还是寻常女子的日常服饰却都是袍服。

    因此在长达近300年时间的潜移默化下，普通人已经习惯了“女子穿袍旗女之袍”的历史记忆，所以在民国旗袍开始出现的时候会给普通人一种这是“旗袍”的联想。

    实际上民国旗袍首倡群体并不承认“旗袍”这个称呼，而是“只叫它做长衫、长衣或长袍，与男性服装混为一词，1926年2月27日上海《民国日报》有短文《袍而不旗》，提议改称“中华袍”。又有人提议叫做祺袍的，但兜兜转转的，最后还是叫回旗袍了。”

    “旗袍”是专指民国出现的旗袍，还是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在内，旗袍概念的界定，和旗袍起源样式一样在学术界颇有争议。

    众所周知，旗袍在文革期间被当成“四旧”“封、资、修”的象征进行批斗备受冷落，对于旗袍的研究在学术界成了禁区，一直到了改革开放后对旗袍的研究才在大陆学术界才逐渐多了起来。

    改革开放后早期，基于政府提倡的“中华民族是一家”政策，同时为了证明旗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高贵的出身，研究旗袍是学者有意识地把民国旗袍和清代旗人服饰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联系起来。“‘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并非特别之多，但也自成一派。”

    比如《辞海》中有关于旗袍的注解“旗袍，原为清朝满族妇女所穿用的一种服装，两边不开衩，袖长八寸至一尺，衣服的边缘绣有彩绿。辛亥革命以后为汉族妇女所接受，并改良为直领，右斜襟开口，紧腰身，衣长至膝下，两边开衩，袖口收小。”

    例如郁风的观点“旗袍，顾名思义，是指清朝满人入关前后八旗妇女的衣袍，即以满蒙为主体的关外妇女的常服……这种旗袍主要在北方流行，南方妇女仍多数沿袭明朝风俗习惯穿着较长的上褂，下露长裙。”

    又例如袁杰英的观点“旗人的常装与军装不同，一般是袍服，……一直是以简约的直身为基本样式，均称旗袍。、”“旗袍在清代是男女通用的衣着，只是在穿着风格上略有不同，官制与民用在选料、配饰方面加以区别而己。”

    但是“旗袍”概念包括清代“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受到质疑。“在整个清代浩瀚的文献中，‘旗袍’一词从未出现，在清代旗人称呼自己所服袍服为旗服或旗装，满语称呼为‘衣介’。旗袍二字作为一个具有特定意义词出现，最早见于1918年沈寿口述，张睿笔录的《雪宦秀谱》一书中‘绷有三大绷旧用以绣旗袍之边，故谓之边绷’。这里的旗袍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指代某种刺绣服饰的名词。”

    当今学术界主要的观点认为“旗袍”指民国旗袍，在民国时期发展成熟并形成较稳定形态的女子袍服，下面列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周锡保在其着《中国古代服饰史》一书中认为“满族妇女的长袍……这种长袍开始时极为宽大，后来也渐变为小腰身，其时间已接近于辛亥革命前夕。这种长袍，到后来却演变成为汉族妇女的主要服饰之一，即后来称之为旗袍者。

    包铭新在其着《中国旗袍》一书中也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把旗袍视为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虽看似无大错，却难免有望文生义之嫌，旗袍的内涵要比旗人之袍或旗女之袍丰富的多。广义的可以说旗袍经历了清代旗女之袍、民国时期的新旗袍和当代时装旗袍三个时期的发展，其中以民国时期的新旗袍最为典型也最为重要。狭义的说，旗袍就是民国旗袍，当然也可以包括民国以后基本保持民国旗袍特征的旗袍。”

    卞向阳在其《论旗袍的流行起源》一文中说到“所谓‘旗袍’，指衣裳连属的一件制服装，同时，它必须全部具有或部分突出以下典型外观表征右衽大襟的开襟或半开襟形式，立领盘纽、摆侧开叉的细节布置，单片衣料、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