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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其侍于左右。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魏书·太祖纪》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

    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永兴元年，拓跋珪被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

    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神瑞二年，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谶书云：国家当都邺，大乐五十年”。

    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邺，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恆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

    明元帝深以为然，说：“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又派中贵人问崔、周二人：“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二人回答说：“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

    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泰常元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

    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诸大臣都认为：“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明元帝准备从此计。崔浩反对说：“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

    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

    有的大臣还说：“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明元帝担心中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兵10万屯黄河北岸。还以数千骑兵，缘黄河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