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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我本来打算周游世界，尤其是想看看撒哈拉沙漠，偏偏现在打仗了。”炎樱说：“不要紧，等他们仗打完了再去。撒哈拉沙漠大约不会给炸光了的。我很乐观。”

    炎樱买东西，付帐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meimei。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那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中国人有这句话：“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西方有一句相仿佛的谚语：“两个头总比一个好。”炎樱说：“两个头总比一个好——在枕上。”她这句话是写在作文里面的，看卷子的教授是教堂的神父。她这种大胆，任何以大胆著名的作家恐怕也望尘莫及。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起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中国字是从右读到左的，她知道。可是现代的中文有时候又是从左向右。每逢她从左向右读，偏偏又碰着从右向左。

    中国文字奥妙无穷，因此我们要等这位会说俏皮话，而于俏皮话之外还另有使人吃惊的思想的文人写文章给我们看，还得等些时。

    （一九四四年九月）

    散　　戏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硬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装去了，南宫幌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地在台上逗留了一会。

    刚才她真不错，她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

    她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她身上的长衣是谨严的灰色，可是大襟上有个钮扣没扣上，翻过来，露出大红里子，里面看不见的地方也像在那里火腾腾烧着。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

    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会面了的时候，剧作者想让他们讲两句适当的话，总感到非常困难，结果还是说到一只小白船，扯上了帆，飘到天边的美丽的岛上去，再不就说起受伤的金丝雀，较聪明的还可以说：“看哪！月亮出来了。”于是两人便静静地看月亮，让伴奏的音乐来说明一切。

    南宫幌的好处就在这里——她能够说上许多毫无意义的话而等于没开口。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异的沉寂；她的手势里有一种从容的礼节，因之，不论她演的是什么戏，都成了古装戏。

    出了戏院，夜深的街上，人还未散尽。她雇到一辆黄包车，讨价四十元，她翻翻皮夹子，从家里出来得太匆忙，娘姨拦住她要钱，台灯的扑落坏了，得换一只。因此皮夹里只剩下了三十元。她便还价，给他三十。

    她真是个天才艺人，而且，虽说年纪大了几岁，在台上还是可以看看的。娘姨知道家里的太太是怎样的一个人么？娘姨只知道她家比一般人家要乱一点，时常有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坐着不走，吃零嘴，作践房间，疯到深更半夜。主人主母的随便与不懂事，大约算是学生派。其他也没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

    有时候南宫幌也觉得娘姨所看到的就是她的私生活的全部。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黄包车一路拉过去，长街上的天像无底的深沟，阴阳交界的一条沟，隔开了家和戏院。

    头上高高挂着路灯，深口的铁罩子，灯罩里照得一片雪白，三节白的，白的耀眼。黄包车上的人无声地滑过去，头上有路灯，一盏接一盏，无底的阴沟里浮起了阴间的月亮，一个又一个。

    是怎么一来变得什么都没有了呢？南宫幌和她丈夫是恋爱结婚的，而且——是怎样的恋爱呀！两人都是献身剧运的热情的青年，为了爱，也自杀过，也恐吓过，说要走到辽远的，辽远的地方，一辈子不回来了。是怎样的炮烙似的话呀！

    是怎样的伤人的小动作；辛酸的，永恒的手势！至今还没有一个剧作者写过这样好的戏。报纸上也纷纷议论他们的事，那是助威的锣鼓，中国的戏剧的传统里，锣鼓向来是打得太响，往往淹没了主角的大段唱词，但到底不失为热闹。

    现在结了婚上十年了，儿女都不小了，大家似乎忘了从前有过这样的事，尤其是她丈夫。偶尔提醒他一下，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仿佛近于无赖。总之，她在台下是没有戏给人看了。

    黄包车夫说：“海格路到了。”南宫幌道：“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