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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床上，每人各中四枪。

    最后一项事实对安迪最不利。怀抱着政治热情的检察官做了慷慨激昂的开场白和结论。他说安迪·杜佛尼不只是个因为妻子不贞而热血沸腾、急于报复的丈夫，如果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虽然无法原谅，却可以理解，但是他的报复手段实在太冷血了。想象一下！他连珠炮般对着陪审团说：每人各射了四枪，不是射完手枪里的六发子弹就算了，而是总共射了八枪。把原先枪膛里的子弹射完后，停下来，重新装子弹，然后再一人补一枪！第二天《波特兰太阳报》以斗大标题怒吼着：给他四枪，她也四枪！

    路易斯登镇一家当铺的伙计作证说，他在案发两天前卖了一支点三八口径、有六发子弹的警用手枪给安迪·杜佛尼。乡村俱乐部的酒保作证说九月十日晚上七点左右，安迪到酒吧来喝酒，在二十分钟内喝了三杯烈威士忌酒，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他告诉酒保要去昆丁家，并说欲知后事如何，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还有一个距离昆丁家一英里远的便利商店店员告诉法庭，安迪·杜佛尼在当晚八点四十五分左右去过他的店。他买了香烟、三夸脱啤酒，还有一些擦碗布。法医证明昆丁和琳达是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两点之间遇害的。检察官派出的探员作证时表示，昆丁家七十码外的地方有个岔道，九月十一日下午，他们在岔道附近找到三样物证：两个空啤酒瓶（上面有被告的指纹）、十二根烟蒂（是被告抽的牌子）以及轮胎痕迹（正是被告一九四七年出厂的普利茅斯牌车子的车胎印子）。

    在昆丁住处的客厅中，有四条擦碗布扔在沙发上，上面有弹孔和火药灼伤的痕迹。警探的推论是，凶手把擦碗布包在枪口上来消音（安迪的律师对探员擅自推论提出强烈抗议）。

    安迪·杜佛尼也走上证人席为自己辩护，他很冷静、镇定、不带感情地述说自己的故事。他说早在七月底就听到太太和昆丁密切来往的事。八月底他悲苦到受不了了，开始调查。一天傍晚，琳达上完高尔夫球课以后，原本说要到波特兰购物，但他尾随琳达和昆丁却到了昆丁住的地方（媒体不可免俗地把这里冠上“爱巢”二字）。他把车子停在附近，一直等昆丁驾车送琳达回俱乐部取车才离开，那是三小时以后的事了。

    《肖申克的救赎》第一章(3)

    “你是说你开了你的普利茅斯牌新车跟随你太太？”检察官审问他。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换了车子。”安迪说。但他冷静地承认自己计划得多么周详，只会使陪审员感到他城府很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在还了朋友的车、取回自己的车后，安迪便回家去。琳达早已上床，正在看书。他问她去波特兰好玩吗？她回答说很有意思，不过没有看到她想买的东西。“这时我可以确定了。”安迪告诉那些屏息的旁听者。他在陈述时一直保持冷静和淡漠的声调。

    “从那时候到你太太被杀的那十七天，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安迪的律师问他。

    “我很难过。”安迪冷静淡漠地说，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同时在九月八日去路易斯登镇买了一把枪，他说这段话时，口气好像在念购物单一样。

    他的律师要他告诉陪审团，在他太太被杀当晚，琳达离家去和昆丁幽会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安迪说了，但他所造成的印象更糟。

    我认识他将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自制力最强的一个人。对他有利的事情，他一次只会透露一点点；对他不利的事更是守口如瓶。如果他心底暗藏了什么秘密，那么你永远也无从得知。如果他决定自杀的话，他会等到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干净利落，连字条都不留。如果他当年出庭时曾经又哭又叫、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甚至对着检察官大吼，我相信他都不至于被判无期徒刑。即使判刑，也会在一九五四年就获得假释。但他说起自己的故事时，就像播放唱片似的，仿佛在告诉陪审团的人说：信不信由你。而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

    他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而且自从八月二十四日后，他常醉酒，他不是一个善饮的人。陪审团的人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冷静自制、穿着笔挺双排扣三件头毛料西装的年轻人，会为了太太和镇上的高尔夫球教练有染而酗酒，但我相信，因为我有机会和他长久相处、仔细观察他，而那六男六女的陪审团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会在生日前一个星期到运动场和我碰头，然后在圣诞节前两星期再碰头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样，他拿在狱中做工赚的钱来买酒，另外再自掏腰包